足球是一个被大众无死角“凝视”的集体运动
“足球运动员不喜欢同性恋，同性恋也不喜欢足球运动员。” 5月16日晚，巴黎南郊一家酒店的酒吧里，36岁的勒梅尔（Yoann）一边喝着生啤酒，一边缓缓说道。 。 勒梅尔身材高大，恰好拥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身份：同性恋球员。 勒梅尔曾效力于法国北部的一支省级业余足球队，他于2005年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他是法国第一位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业余球员。
作为一名业余球员，勒梅尔并不靠踢球谋生，但在球队中出柜同性恋身份仍然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时，他将一部名为《同性恋者也爱足球，他们并不矛盾》的纪录片带入公众视野。 为了打破球场上同性恋的禁忌，勒梅尔作为纪录片的主角，不仅拜访了足坛大腕，还拜访了当年侮辱过他的球员。 十几年后，那些辱骂他的球员解释道：他们并不是歧视同性恋者，只是在口头上互相鄙视，以增强自己的男子气概，在球场上树立威望。
职业足球比业余足球对同性恋更敏感。 纵观世界足球历史，公开出柜的男性职业球员屈指可数。 1990年，英国著名球员贾斯汀·法沙努（ ）出柜自己是同性恋，却在球场内外遭遇恐同言行。 1998年，37岁的法沙努自杀。迄今为止，唯一在服役期间出柜的人是现任瑞典乙级联赛球员安东·海森和前利兹联球员、前美国球员罗比·罗杰斯国际的。
法国民意调查机构益普索 (Ipsos) 2018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球迷在观看比赛时曾发表过恐同言论。 在球场上，恐同症是绿球场上最严重的歧视类型，排在种族和性别歧视之前。 勒梅尔表示：“与整个社会相比，足球的观念更加落后和封闭。” 足球就像一个放大镜。 现实生活中，大男子主义、好胜心、金钱至上、不能容忍差异等都容易受到影响。 在绿色的田野上找到你自己的巨大倒影。
2018年5月17日，约安·勒梅尔（Yoann）受邀出席由体育部和国家性别平等秘书处共同举办的INSEP预防体育中同性恋恐怖主义研讨会。 照片：中国
“一个真正的男人”
勒梅尔接受 End Media 采访的第二天是国际反对恐同日。 勒梅尔受体育部邀请从家乡赶赴巴黎参加该纪录片的小规模预映。 勒梅尔住的酒店有两个区域：餐厅和酒吧。 采访本来是在比较明亮的餐厅进行的，但是服务员示意我们去酒吧。 面对“驱逐”，勒梅尔抱怨“我再也不会去你家吃饭了”。 服务员可能听到了这句话，过来道歉。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球场上，勒梅尔都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2005年的一场比赛是一场转折点，勒梅尔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当时的情况也和他的强硬性格有关。 他说：“整场比赛大家都叫我基佬，我妈妈在观众席上看比赛，后来有几个人来找她，说她儿子不是个真正的男人，我差点跑过去把他们都推了。” ”
此前，勒梅尔曾以开玩笑的方式间接向亲密队友透露过自己的性取向。 球员们洗澡时喜欢谈论风流韵事。 这时，他就会开玩笑说：“你有一个女孩来抱你，我有一个小弟弟来抱你。” 大家一开始都不相信，认为勒梅尔身材高大，在球场上总是打架。 平日里他还喜欢喝啤酒，表现得像个“纯粹男人”。 他怎么可能是同性恋？ 后来他们聊得更多，觉得这可能是真的，但他们一笑置之。
新玩家不太友好。 他们对勒梅尔并不熟悉，有时会当着他的面问他：“那是同性恋吗？” 他们所属的FC Chooz俱乐部是一家中级俱乐部。 虽然是业余球队，但比赛会很精彩。 有排名，有分红，还有玩家之间的竞争。 勒梅尔和其他三四名球员担任中后卫，但一次只能有一名球员上场。 比赛前，大家秘密比拼。 勒梅尔表示：“哪里有竞争，哪里就有反同性恋。级别越高，竞争就越激烈。” 不良意图、诡计和恐同言论会在竞争最激烈的情况下出现。
法国青训中心，一个未来之星的孵化器，是一个公开和隐蔽竞争的舞台——这里只有5%的青少年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2013年，法国运动心理学研究者安托万·梅特对13个足球俱乐部进行了问卷调查。 121名职业球员和123名青训球员进行了匿名回复，其中职业球员占41%，青少年球员占50%。 训练球员仇视同性恋。
青训中心是同性恋歧视的重灾区。 马特解释说，这是足球训练的一个特点。 球员们很早就进入青训中心，与外界的接触很少。 他们的生活相对封闭。 每个人总是处于竞争状态，彼此互动。 非常凶猛。
玩家之间存在竞争。 比赛前，大家暗自比拼。 勒梅尔表示：“哪里有竞争德甲球员匿名出柜，哪里就有反同性恋。级别越高，竞争就越激烈。” 恶意、诡计和恐同言论会在竞争最激烈的情况下出现。网络图片
反对同性恋和男子气概是法庭上的一种说辞和策略。 足球被认为是男性运动，崇尚男性荷尔蒙气质。 教练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不要像个基佬一样上战场，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勒梅尔当年担任教练的做法很有代表性。 教练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教育家，不谈形而上的价值观。 他唯一的责任就是让球队获胜。 出柜后，勒梅尔虽然在队内，但由于不被队内其他成员接受而始终没有上场机会，最终在2010年被解雇。作为一项集体运动，足球管理非常重视团队和谐至关重要，参与者需要遵循共同的范式，因此任何差异和争论都可能被排除在影响集体表现的因素之外。 用教练的话说，是因为勒梅尔的性取向“让队友难堪，影响了大家获胜的能力”。
教练仍然怀疑勒梅尔是否是同性恋。 如何证明自己是同性恋？ 面对前主帅的提问，勒梅尔哭笑不得，但这似乎证明了他在别人眼中所谓的男子气概。 “我总是喜欢和别人打架，这可能是一种男子气概。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并不是为了突出自己，也不是为了获得存在感。” 他无奈的说道。
“沉默是金”
63岁的华耶是法国唯一公开出柜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华野曾17次入选国家队。 当他2008年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时，他已经退休20年了。 华野年轻时在南锡足球俱乐部担任右翼球员。 他个子不高，但速度极快，被称为“飞毛腿”。 他在接受End Media采访时表示：“同性恋球员和其他球员一样，拥有速度和力量，但偏见的力量很强，普通人很难将两者结合起来。”
华野和勒梅尔在球场上所经历的性别认同偏见对于女球员来说却呈现出相反的形式：会踢球的女性可能是女同性恋。 在女足界，同性恋并不是一个禁忌问题。 以2015年在加拿大举办的第七届女足世界杯为例。 当时，500 名球员中有 14 人公开出柜自己是同性恋。
法国运动心理学研究员安托万·马特解释说，在体育界，人们对女同性恋比男同性恋更宽容。 另外德甲球员匿名出柜，女队员之间也会有相对的宽容度，但大部分问题来自球队领导和教练，他们会公开抱怨球队的“同性恋氛围”，担心影响球队形象。
华野明确表示，足球的问题主要出在高层：“足协应该加强对教练员的培训。如果一个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欢女孩还是男孩，找到教练怎么办？”并问他？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知道如何解释。”
华野说：“青训中心的年轻人思想很封闭，在他们眼里，同性恋是不存在的。” 他当过教练，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多一些启发，让这些孩子知道喜欢同性是可以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2008年，法国《Team》杂志对华野进行了专访。 采访中，他首次主动向媒体提及自己的性取向：“是的，我是同性恋，现在我公开说出来，我不想再有任何怀疑和不安。”足球界不喜欢出格的人。但我已经52岁了，现在我老了，也很快乐，是时候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了。”
在他事业巅峰的时候，为了向别人隐藏自己的身份，他的女性朋友曾经出手相救，假扮情侣。 但后来他爱上了，不想再假装了。 不过，他从未公开承认过，但在业内小圈子内，大家可能都隐约知道华野的个人选择。 或许是因为他的克制和低调，这个半公开的秘密并没有对他的球员生涯造成致命的打击。
这可能是他教练生涯结束的原因——他回到南锡俱乐部，在那里见证了自己作为教练的成长，但在1994年被解雇。他记得每个人都在背后对他指手画脚，所以他一直怀疑自己被解雇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有关。 十年后，俱乐部主席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承认自己这么做是因为相信了别人的“小报告”。
后来，华野成为了一名足球解说员。 自2008年出柜以来的十年里，他从一个电视台跳到另一个电视台，但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却始终如一：他仍然是法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出柜的人。 职业选手。
63岁的奥利维尔·瓦莱（ Valet）是法国唯一公开出柜的职业足球运动员。 华野曾17次入选国家队。 当他2008年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时，他已经退休20年了。 图为2011年他在法国南锡足球俱乐部参加一场观众比赛。照片：Jesn-/AFP/Getty
华野曾经以为，他出来后，会有更多的职业选手解放自己，公开谈论这个话题。 但宫廷上对同性恋的禁忌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主了解他们。 原本相对封闭的足球产业，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自由转会制度的生效，逐渐进入“金元”时代。 全球化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入绿地，球员成星加速，观众数量倍增，辐射全球，各种利益链相互交织，涉及领域广泛。
华野口中的“他们”现在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担心出来后会被球队官员和队友欺负，被球迷讨厌，被赞助商抛弃，担心之前运转良好的世界会突然停止运转。
第一个出柜的英国球星法沙努却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二十年后，他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球场上。 法沙努是尼日利亚裔前锋。 20岁时，他以100万英镑转会至著名俱乐部诺丁汉森林，成为英国第一位身价超过100万英镑的黑人球员。 这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 然而，由于随后的同性恋传闻，他经历了很多羞辱和停职令。 加之他长期饱受伤病困扰，职业生涯迅速跌入谷底。 1990年，法沙努通过媒体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随后前往美国执教。 1998年，他在伦敦一家废弃工厂上吊自杀——死前两个月，法沙努因涉嫌性虐待未成年人而在美国接受警方调查。
2008年5月，以他名字命名的“贾斯汀行动”协会成立，旨在反对足球场上针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性言行。 英国足坛也多次推出类似“彩虹鞋带”的宣传活动。 但禁忌仍然存在。 法沙努去世后，英国足坛只有罗杰斯在2013年公开披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出柜并宣布退役。 然而，离开英国后，他回到美国球场，成为第一位在北美顶级体育联盟打球的公开同性恋男性运动员。
2011年，瑞典选手海森成为继法沙努之后第二位在比赛中出柜的职业选手。 他在低级别球队踢球，并没有遭遇大规模歧视。 海森推测，如果他曾在顶级联赛效力过，出柜可能会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德国第一位出柜的职业球员是托马斯·希策尔斯佩格 ( )。 他曾效力于德甲联赛，并多次入选国家队。 和华野一样，希策尔斯佩格等到退休才在2014年初出柜。不同的是，他没有等二十年，而是在退休几个月后通过媒体宣布出柜。
2011年，两名法国体育记者出版了《性、足球和俱乐部》一书，在书中他们匿名采访了一名在法甲踢球的同性恋球员。这名球员也知道德甲球员匿名出柜，如果他出柜，他将能够帮助很多人。场外。 但他不想成为英雄。 考虑到自己和家人，他宁愿做一个自私的人，也永远不出来。 他说：“只要在职业联赛打一天，就不可能有一天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是现实。”
如果说少数同性恋选手因为不得已而被迫保持沉默，那么大多数异性恋明星选择保持沉默、不愿意支持他们的原因就更加微妙了。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勒梅尔采访了多位入选国家队的职业球员，希望他们能够发声支持，为打破这一禁忌做一些事情。 大多数玩家拒绝了这一请求，不是因为害怕反同性恋，而是因为害怕说错话。
在俱乐部，律师总会提醒球员在公开场合讲话要小心； 公关团队会走安全路线，也不会建议玩家谈论同性恋等敏感问题——“不要谈论政治、宗教，也不要谈论同性恋。你的工作不是教育别人不是”关于成为一个榜样。踢好球，赚钱是主要的，做好你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毕竟不说话永远不会有问题。
1990年，英国著名球员贾斯汀·法沙努（ ）出柜自己是同性恋，却在球场内外遭遇恐同言行。 1998年，时年37岁的法沙努自杀。这位最早出柜同性恋却未能结束生命的英国球星，二十年后仍像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样笼罩在球场上空。 照片：SSPL/Getty
足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2016 年 12 月 11 日是星期日。 巴黎的冬天很冷，但位于城市西南部的王子公园球场内的气氛却异常炎热。 本场法甲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将对阵尼斯FC。 圣日耳曼队拥有主场优势，球迷数量也较多。 他们穿着深色制服，举着“我们在巴黎”的标语，个个兴高采烈。
比赛开始前，观众席上突然响起一阵喧闹声。 仔细听，你会发现他们齐声喊道：“好人是同性恋，好人是同性恋”（“Les Niçois c'est des pédés”）。 这是球场上常见的场景。 圣日耳曼队也在其官方推特账号直播时发布了这段视频。 不过，该推文一小时后就被删除。
50岁的布雷特（Brett）是Paris Foot Gay的联合创始人。 当他在比赛中听到恐同言论时，他总是特别生气。 当他生气的时候，周围的人常常为自己辩护：“大家看球的时候都这么说，这只是一种习惯，并不是真正的反同性恋。” 布里特听后更加愤怒：“这就像我称某人为黑鬼，但后来解释说，这只是一个笑话。这是公然的歧视。”
法庭上，种族歧视依然时有发生，但程度没有同性恋歧视那么严重。 法国《队报》足球记者雨果向End Media解释道：如果球员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更容易采取抗议行动或诉诸法律； 但在同性恋歧视方面，玩家并没有因此冒着暴露性取向的风险追究责任。
同性恋权利团体已成为反对法庭上歧视性言行的主要推动者。 2003年底，“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成立。 起初是组织足球比赛，后来更注重维权。 这不是一个同性恋团队。 玩家中有同性恋者，也有异性恋者，甚至后者也占大多数。 起这个名字的原因，用布里特的话说，是“为了挑衅”，也是为了更加“明确、明确”地反对球场上的恐同言行。
然而，在组织足球比赛时，这个名字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巴黎的业余球队每年都会组织联赛，2011年是“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第五次参加。 根据抽签结果，他们将在一场比赛中迎战克雷泰伊·贝贝尔。 不过，这支球队拒绝了比赛，理由是球员都是“虔诚的穆斯林”。 “考虑到你们俱乐部的名字和我们球队的原则，我们很遗憾不能和你们一起比赛。我们的球员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们的信仰远比比赛重要。” 对方俱乐部主席的电子邮件写道。
这封电子邮件措辞得当，语气平静，与法庭上听到的激烈言辞不同，但布里特指责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歧视”； 克里特岛伊贝尔博尔队极力否认，称其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同时又指责“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基于性取向组建球队，过于社群主义，与他们所倡导的多元化不符。在体育方面。
两队陷入“身份”之争，这对于运动心理学研究员马特来说并不奇怪。 他表示，从社会角度看，足球作为一项平民运动，很受欢迎。 青少年足球从一开始就融入了民族、文化、宗教因素。 近年来，法国面临郊区安全、难民涌入、伊斯兰激进化等挑战。 移民融入机制是否依然有效引发诸多质疑，进一步推动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法国社会正逐渐被文化和身份危机撕裂。 足球曾经被用作融入主流和高级阶层的工具。 如今它也没有逃脱这场代际争论，逐渐成为寻求认同的地方。
巴黎Foot Gay队徽.网上图片
2004年，在巴黎圣日耳曼队与对手马赛队的一场比赛中，观众席上出现了13条反同性恋标语。 此前有两名巴黎球员转会马赛，引起球迷不满。 他们通过暗示这对夫妇是同性恋来羞辱他们，并在横幅上写着：“当丈夫走时，妻子也跟着他走。” 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同性恋群体的谴责下，圣日耳曼俱乐部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这场争议促成了圣日耳曼与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的合作。 前者于2004年签署了巴黎同性恋足球俱乐部提出的反同性恋歧视宪章，成为法国第一家签署该宪章的俱乐部。 此后十年，其他12家具乐部和法国职业足球联盟组织相继签署了该章程。
宪章明确规定，任何反对同性恋的言行都应予以揭露和惩罚。 但该章程不具有约束力和法律约束力，也不涉及具体的处罚措施。 “宪章没有走得更远，”布里特遗憾地说。 “这是一个政治机构和意愿的问题。”
法国左翼政治网站“永久革命”（Ré）的一篇文章称：“在激烈的竞争下，球员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男子气概’，这种压力促使他们变得更强。球场上的同性恋和性别歧视将会增加这种压力。” 绿野上依然充斥着用歧视同性恋的言行来激发男子气概的“手段”； 期望追求竞争的大型俱乐部采取行动改变现状是不现实的。 以巴黎圣日耳曼为例。 它曾一度处于法国足坛反恐同运动的最前沿，但迄今为止，球队比赛期间球场内的反恐同言论和行为仍然被禁止。
法庭上同性恋与男性气质的对立关系，也是当下社会性别模式的注脚。 尽管如此，勒梅尔还是很乐观。 2017年，27岁的法国偶像明星安东尼·格里兹曼（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自己是同性恋，他可能会出柜。 在一次高中讲座中，勒梅尔向一些高中生重复了格里兹曼的话。 “这些孩子十分钟前还说他们不喜欢同性恋，”勒梅尔回忆道，“但听完之后，他们都钦佩格列兹曼的勇气。”
“足球有着无穷的潜力，也许有一天，足球会帮助社会改变过时的心态。” 勒梅尔微笑着说道。
原文：《同性爱情足球：绿茵场上的最后禁忌》//---/?=co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