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带领中国女排夺得 2019 女排世界杯冠军，回顾女排辉煌历史

9月28日，中国队主教练郎平（左）在比赛休息期间对张常宁进行指导。新华社记者何灿玲摄

编者注

28日下午，在日本大阪进行的2019年女排世界杯A组循环赛第三阶段比赛中，中国队3比0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

1978年12月10日，是中国女排征战曼谷亚运会的第一天，这一天是年轻主攻手郎平第一次出现在国家队的比赛中，也是她的生日。

郎平这个名字，从此陪伴着中国女排走过辉煌、走过挫折、走过崛起。

进入90年代后，古巴女排开始缔造八连冠的强大王朝，而中国女排却再也没有站在世界三大赛事之巅。不过，在最低谷的时候，中国女排依然没有放弃，一直前行。

1995年，中国女排迎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郎平被中国排球协会聘为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自传：激情岁月》一书对这段时期有详细的记述。

摘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郎平/吕星儿）

解除婚姻合同、终止劳动合同

1994年11月，在我为八佰伴世界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后，中国排球协会就给我打电话，说有事要谈，让我从香港去北京再回美国。

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就跟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都很不忍心看到中国女排跌到世界第八，再也无法恢复。

袁伟民说，女排最缺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人格的力量去调动运动员。但时间特别紧迫，距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剩一年半，不能慢慢开始。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回来执教。

但我对自己有多确定呢？

中国女排的成绩一落千丈，让不少对排球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人大失所望，过分的希望与过多的失望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笼罩住了女排队员们，她们不禁感到压力山大、心情低落，她们痛苦地问自己：自己还有没有信心反扑？

1994年底，赖亚文、崔永梅、王毅等一批老队员纷纷写下了辞职报告。这些曾经打球时手臂挥得像棍棒一样的女排姑娘们，在写“辞职报告”时，都感觉手无力气了。毕竟，半途而废并不光彩。

最让人心酸、最让人心碎的是队长赖亚文，她性格亲切，对排球事业忠贞不渝，12岁开始练习，在球场上拼搏12年，却最终只获得“世界第八”的成绩，最终的结局却是颜面尽失地离开国家队？

“1993、1994年是球队境况最差的时候，说实话，如果不换教练，女排肯定不会好起来。我不想再干了，尽管心里很不情愿。我是1989年进国家队的，我是队里年龄最小的，毕竟现在才24岁，还能好好打几年。”说话轻声细语的赖亚文谈起“辞职报告”排球世界杯，略显激动。她吸了一口气，急急忙忙的说出的声音显然是有分量的：“1995年初，我在家度假，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女排更换主教练的报道，临近春节的时候，报纸上突然有消息说郎平可能会参加总教练的选举，我一听说，心里就大喜，只要郎平参加选举，就一定是她，只要她上场，女排就有救了。”

记得1994年大奖赛期间，我在香港见到郎平时，我们谈到女排的情况，我心里很失望，当时我随口对郎平说：“如果你能回来带队就太好了。当时她正在执教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新的职位，怎么能再回来带队呢？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真的觉得，如果郎平来执教，女排会有希望，这是一个预感，因为我信任她。”

我知道这是大家的信任，我也知道袁伟民教练平时是不会向别人求助的。

1994年世锦赛的时候，我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当时听到中国女排只获得第八名，心里很震惊，觉得中国女排输给韩国后，心情不好，估计不会取得这个成绩，就懈怠了，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只得了第八名。

巴塞罗那奥运会女排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那一年，我刚生完郎朗还在坐月子，美国电视台没有直播中国女排的比赛，我在家里焦躁不安，换来的却是一连串的糟心事。新闻：中国女排小组赛不敌荷兰，夺冠无望；吴丹误服中草药，被国际排联误认为服用了兴奋剂。这件事情严重打击了女排的士气。

比赛和赛事毕竟是对精神和士气的考验。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整整一天都无语了，几经周折，终于拨通了国际电话，找到了张蓉芳，我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声音都在发抖。

奥运会前，女排在美国圣地亚哥比赛，当时我已经怀孕快八个月了，行动非常不方便，但我还是坐了12个小时的车去看她们。我真希望她们能在1990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冠，她们努力把没夺得的冠军赢回来，却意外地接连失利。

张蓉芳心情也不太好，我很能体谅她，赶紧打电话到北京，让我爸代我去北京机场接她们，安慰她们，告诉她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可惜女排在这次打击后，士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而且这种情况也被其他国家的教练注意到了。

1994年世锦赛之后，在香港，尤金尼奥（古巴队主教练）、卡尔波里（八佰伴世界明星队队长、俄罗斯队主教练）我们三人并排坐在一个板凳上，他们跟我谈论中国队，说中国队哪里出了问题，中国队的水平怎么也不该排在第八。

尤金尼奥说中国队有点不对劲，卡尔波利也说很奇怪、不正常。卡尔波利很自豪，他带着一帮新队员获得了第三名。突然，尤金尼奥严肃起来。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得带中国队。”我马上回答：“别胡说，我带八佰伴很厉害。”

但我时常想起我让父亲对女排说的那句话：前路漫漫，任重道远！这位睿智的“古巴老头”令人惊叹，他的话具有预言性。

没想到国家体委竟然会邀请我回来执教。但我还是挺犹豫的，倒不是因为工资待遇的问题。那段时间，我跟体委打了那么多电报、打了那么多电话，但双方都没谈及工资待遇的问题。

我知道，如果我决定回来，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政府官员，我不可能提出任何条件。再说，我们已经说好要工作到奥运会，一共是一年半。我还能提出什么条件呢？人生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是的，如果我能带领女排走出低谷，那也是对我自身价值的挑战。

但我当时却面临最大的困难：协议离婚。

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件事，除了我妈妈和 Raul（前美国女排运动员，我的朋友）知道一些细节。我聘请了律师讨论了很多细节问题：财产问题，女儿的问题，这些都是最痛苦、最麻烦的问题。我一无所有地去了美国。经过八年的努力，我终于有了一份工作，一张绿卡，一所房子，一辆车，一个女儿。所有这些都是用心血汗赚来的。

如果我决定离婚，如果我决定回家，一切似乎都会被取消或破灭。

但我还是决定离婚。

生命有限，生命更珍贵。总觉得有些物质上的东西好一点或差一点都无所谓，但人情上不能妥协。而感情问题又如此复杂，难以掌控。需要在一个曾经陌生的人之间找到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关爱，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难的。需要双方都做出牺牲，做出努力，相互理解，相互谦卑，只有精神上相互追随，才能越来越亲近。

这些道理谁都可以说，谁都可以写，谁都懂，但是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而且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再怎么讲道理，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让人信服：缘分到了头。

我也仔细想过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看似自己没有意识到，但确实是一点点、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很不愉快，而且觉得去纠结谁对谁错，一点都不开心，很没意义。

当然，我从很多人的眼里看到一些概念性的猜测：郎平是一个明星，她很有能力，她是一个“女强人”，因此，她的生活问题都是因为她太有能力，她不懂得生活，她不在乎生活。

不管别人怎么猜测，我都不想向任何人解释。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我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热爱生活，我尽到了对生活应尽的责任。但生活真的不能用简单的对与错来概括。就算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必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比打球难多了。

分手是痛苦的，就像砍掉自己的手脚，你怕手脚残废，所以才砍掉以保命。但是，这个“砍断”手术，毕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曾经是一个整体，有很多回忆，很多日子，很多内容，很多活动，一起完成，一起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是血肉相连的。上面有肉，怎么会不痛呢？！

但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对的，既然手脚受伤残疾，不管多痛苦，也要“治病”，与“病”共存，绝对不会是幸福的人生，只有下定决心“手术”，或许才会有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当然，“治疗”和“手术”是需要代价的，房子要一分为二，女儿要一分为二，原本是一体的一切，都要一点一点地“锯开”。

我刚从意大利打完篮球回来就买了这套房子，300多平米的房子，前后两个院子，这样的家，有树有草，有这种安宁祥和的氛围，是我一直梦想的。

打了两年篮球，膝盖动了三次大手术，才买得起房子。但还没等我住得舒舒服服，我就远赴香港，担任八佰伴世界明星队的教练。虽然他和他女儿也跟着去了香港，但我还是去了香港，但生活终究是动荡的。离开香港回到美国后，我再也没住过那栋有前院和后院的房子。等待我的，是更剧烈的“动荡”。

我最难舍难分的，不是房子，不是院子，而是我还不满两岁的女儿……

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又突然接到回国执教的邀请排球世界杯，郎平举棋不定，心情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久久不能平静。无论是家事还是国事，她都有一种“分不开又纠结”的情结，家里的事她要处理，但国家的事也大有可为。毕竟回国执教不是一两个月的出差，也不是一两个星期的旅行，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执教完八佰伴世界全明星队之后，郎平已经在美国签下了好几份工作合同，还给自己租了房子，她慢慢开始适应一个人的新生活，也在慢慢思考、寻找未来的新生活。

一切才刚刚开始，看上去还没有站稳脚跟，却突然转身，回国执教，这是一个牵动全身的重大变故。

暂时封闭你的感情

1995年初，中国排球协会在崂山召开全国教练员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主教练。大家提名人选后，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陆续给我的工作发电传。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系主任也给我发来传真，其中一句话让我很感动：“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的确，正是这句话，让我最终下定了决心。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很渺小，但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祖国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那段日子，劳尔总是跟我开玩笑：“我们的办公室已经变成詹妮（郎平的英文名）的办公室了。”劳尔的态度很明确，她不赞成我回国，我们认真地讨论过。不过，她的想法很中肯：你在国家队这么多年，这么辛苦，压力这么大，而且你的家庭状况也不好，孩子又这么小，你怎么能回去？你应该安定下来，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你就可以建立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再说了，你还有那么多合同，值得这么大的牺牲吗？

劳尔是为我着想的，她的分析很有道理，是一个朋友的心声。

这些利弊我都考虑过。回国执教确实是一件大事，可能会再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执教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我知道，女排在中国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女排已经超越了排球和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这么多年，但大家还是会想着我，想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把这个记忆给我。当这个重担托付给我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那是一种信任和托付。

我也一遍遍地想过：或许，是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家庭，所以心里才有一块很大的空白，需要一些东西去填补；或许，是因为女儿还小，不懂事，所以我还可以抓紧时间，再工作两年。

在我反复思索的时候，脑海里时常闪过许多“眼睛”，像幻觉一样，熟悉的、陌生的、亲近的、遥远的。这些眼睛渐渐走进我的内心，让我终于明白，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填补我内心的空白：为了这些“幻象”，值得做出一些个人牺牲，我应该去尝试。而且，我有预感，如果我决定回去，那将不是一两年，而是很长一段时间。做好准备：你肯定再也无法拥有个人生活了。说到“牺牲”，这是最大的牺牲，你要想想吗？！

我想了想，决定回家。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劳尔时，他笑着说：“两个月前，你先来跟我商量回国的事情，那天晚上，我跟大卫（劳尔的丈夫）说，‘你会看到，珍妮一定会离开的。’”因为劳尔发现，当我谈起中国女排时，我对她们非常有感情，非常依恋，劳尔很真诚地对我说：“虽然我不希望你为了这个决定而做出很大的牺牲，但我尊重你的决定。能以主教练的身份参加奥运会，的确是莫大的荣幸。”

劳尔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全体队员为我举行了欢送会，队员们特意为我买了一套运动服，因为我要回国重返球场。

新墨西哥大学体育部主任琳达女士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太太，她送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许多祝福：“我们在一起有过许多愉快的合作，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日子，也希望你在中国的事业一切顺利，真心希望我们能在奥运会上为你加油。我们一定会去亚特兰大看你。”

这些动人的告别话语让我既感动又难过。我在新墨西哥大学工作，和这里的同事、朋友相处得很好。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如鱼得水。

虽然我只是一个大学球队的助理教练，但我有很多忠实的粉丝。他们知道哪个球员过生日，会给她送礼物。有一个粉丝，我们都叫她“老妈”，她家里有一台烘干机，可以烘干菠萝。烘干出来的菠萝香甜可口，我特别喜欢吃。“老妈”知道我喜欢她做的菠萝干，所以经常送我一些。

这次她也听说我要回国当教练，就到劳尔家来看我。我们正好外出，“老妈”留下了一大袋菠萝干，还给我写了张纸条：我知道你要远行，要回国，所以我多做了一些，你可以慢慢享用，经常想起我。“老妈”真的好善良，我回国这么多年，每年生日都会收到“老妈”的来信，生日贺卡从来没断过。

1996年奥运会期间，劳尔和琳达等人到亚特兰大来看我，为中国女排加油。琳达说：“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我不会对中美比赛发表任何评论，我会心情复杂，其他比赛我都站在中国队一边。”

我也很珍惜和这些美国朋友的感情，所以，离开这样一个友好、温暖的生活环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未知的。

选择离开家人，又选择回到中国女排，一次又一次，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对还是错？值得还是不值得？

别想太多，别后悔自己的举动，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奋力拼搏！

最后，我得走了。房子的租金还没到期，罚款还得交。绿卡问题，得跟美国局联系。更难的是，我得支付与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和沙滩排球队解约的赔偿金。这是信誉问题，还得支付相当数额的违约金。

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但我不想让体委或者排协承担费用，造成舆论压力。幸好春节前，一直支持祖国体育事业的港商朱书豪先生向袁伟民表示愿意帮我解决回国执教的问题。他遇到了一些困难，让他在美国公司的律师马上联系我的律师，相关手续就顺利办完了。

剩下的就只有我自己的事情了。房子、两个院子、车子都留给了他和他女儿。车子需要放在地上，用帆布盖住。我放弃了租的房子，还得把家具搬回我家。我们家，我自己的一些书和衣服都存放在劳尔的仓库里。

当我收拾好这一切，不再忙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这样忙碌了十几年，到最后却失去了一切，唯一属于我自己的，只有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两个箱子。

当然，从法律上讲，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女儿。我的女儿还在香港。他没有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回美国。我们互相回避。一些法律问题通过文件传递，那是无声的传真。

我必须回中国，那里太远了。我想先飞到香港看女儿，但我不敢触碰我的感情。我必须暂时把我的感情封闭起来，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了。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必须完成伟大的事情。而且，这次没有回头路了。无论我将遇到什么情况，无论等待我的命运如何，即使我必须完全牺牲自己，我也不会回头。

1995年2月14日，我离开新墨西哥，劳尔送我去机场。道别时，劳尔哭了排球世界杯，紧紧地拥抱了我，并送给我一束红玫瑰。

我手捧一束玫瑰花登上了飞机。

独自坐在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花丛中，望着盛开的花朵。一股浓浓的孤独感像一阵冷风突然袭来，吹走了她的孤独。她忍不住流下眼泪，热泪打湿了一片片花瓣。她有一个美国女朋友。以后会有人送她玫瑰花吗？

登机前，郎平给几位在北京的好朋友何慧娴、张蓉芳打电话，说要去机场接她。她礼貌地劝阻他们：“我不想闹大，希望大家多多照顾我。我把回国执教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只是工作而已，和大家一样，为国家尽一份力。”

坐在飞机上十几个小时，郎平努力调整心情，开始制定训练计划。在美国的时候，中国排协已经把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日程传真给她，她要根据比赛情况，制定一个大概的计划。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自己的执教思路写成书面报告，通过电传发给了排协。

我不是上帝，给我时间和空间

虽然教练和队员还没有确定，但我对中国队的情况还是有印象的，我在八佰伴世界全明星队的时候，跟中国队打过五场比赛，近几年的比赛我也看了，我开始仔细回忆一些队员的情况：以他们每个人的特点，组合在一起，这支队伍会是什么样的风格，会走什么样的路？

坐在飞机上，我一边写，一边思考，停下写作，闭上眼睛休息。突然，一个大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郎平，你很勇敢，但你哪里来的勇气回去接手这样的一支球队？！但我从不盲目或冲动，我总是三思而后行。

二月初，我给排协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阐述了我的执教思路，其中有一个基本精神：坚定信念，持之以恒。

报告讨论了五个问题：

1. 从头开始

新组建的中国女排必须认识到中国女排辉煌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必须立足当前，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承认自己的落后，不甘于落后，才能冲出亚洲，向奥运会迈进。

2. 从两个角度看待自己

新组建的中国女排首先要真正认清自身的问题：技术不够精进、战术不够鲜明、风格不够鲜明、不稳定，同时也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压力与动力并存，有困难也有更多可能。

3.注重作风和基本功

老女排的经验是，一次次的集训都诞生出世界冠军，我们要想从现在的低起点迈向高水平，必须下定决心、埋头苦干、狠抓基本功。

4.严格遵守排球规则

排球是一项团队运动，没有强大的核心，就不可能取得团队运动的胜利，因此，必须艰苦、严格地培养骨干、打造核心。

5.看清世界排球发展趋势，更加坚定自己的道路

世界女排技战术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更加全面，更上一层楼；二是女子技战术更加男性化。这两个特点反映出一个问题，影响着我们女排队员的身心健康。对配合度的要求更高。但在把握趋势的同时，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更好地发挥中国女排快速、灵活、配合的优势，力争让每个人都有绝活，全队都有特长。

虽然在回国执教之前犹豫了两个多月，但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对于一个团队项目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团结和凝聚力，而这个“根本”是教练可以掌控的。以我多年的经验和性格，我可以把握这个“根本”。而且，我也没有包袱。反正我现在一个人，手里什么都没有，那就干吧！

但郎平万万没有想到，她回国执教竟然成了1995年初国内最大的新闻。她还在美国的时候，她的执教计划就已经刊登在各大报刊杂志上。记者们也从美国航空公司得到了回京航班的确切消息。

虽然何慧娴和张蓉芳理解郎平的心情，尊重她的意见，确实没有去机场迎接，但近百名记者一大早就围在机场出口，央视记者也端着摄像机守候在机场内，明亮的灯光亮起，摄像机镜头早已“就绪”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再加上想着训练计划，下飞机的时候头有些晕，头发没梳，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抱着玫瑰花束跟着大家下了飞机。到了登机口，看到机场人好多，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拿着相机，有的拿着灯，灯都亮得不行，回头一看，大厅里肯定坐着什么 VIP 客人，就在这个飞机上。

我还没来得及想明白，这些人就全都朝我涌过来了。嗯，我当时还一头雾水，十几个麦克风伸到我面前，一个接一个地问问题。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挤得双脚都离地了。远远的，我只看见我爸妈。他们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我也被两个人挤着。警卫把我“抬”到警卫室，我连海关都过不了，只好走“后门”。

后来听说机场有外国乘客看到这一幕，好奇地指着我问：她是谁？还听说记者们围着我妈妈，问她各种问题。我妈妈对各种问题都不说，只是担心女儿晕车，对我朋友说：“郎平这可真是辛苦了！”这就是我妈妈。

她在机场的“欢迎”场景醒来，她仍然戴着白色的运动服，然后像云一样落在地面上：我回来了。

1995年2月15日晚上到达北京，Lang Ping于2月16日下午与来自首都和该国其他地区的记者会面，并在上任后宣布了三个进球：

首先，在1995年9月下旬在亚洲锦标赛上重新获得亚洲冠军；

其次，1995年11月初在世界杯上争取奥运会资格；

第三，在1996年奥运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

记者急于提出问题，每个人都想知道什么是“魔术”，而朗则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三遍”，而妇女的排球团队不断地宣称自己是一位洛恩（Lang porly）。

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Lang Ping对每个人都非常真诚和无关紧要：“我不是上帝！请给我机会，也给我时间。”

可以想象，当小排球成为国家关注的热门话题时，数以千计的眼睛被固定在这个小球上。

《北京青年》每日及时发表了一篇由黄的文章，标题很温暖：“朗派，我们可以给你什么礼物？”

“……朗在海洋的另一端回来了对自己的国家服务的热情和对她国家的排球精神的热情，但是很难建立这样的团队。她需要时间，甚至更加理解和宽容。我们还应该以正常的态度，欢迎，允许失败，允许失败，并为她创造一个不断的效果和竞争的范围回到中国，我们可以给她的最好的礼物！”

老实说，当我离开飞机时，我的理解确实是最好的礼物。

我知道，将女子排球队带到顶部是一件大事，这将为每个人带来激情和活力，我不知道我们能走多远，我在我的脑海中也有一个问号。

我回来了，当我接管团队时，我很兴奋，这支球队在资金中只有1000多个。祝中国女子排球队更能荣耀！

编辑：1995年2月，Lang Ping在同一年9月份接管了女子冠军她是国家队的教练，由于疲惫不堪，包括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晕倒了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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